1956年的意大利，传统规矩像无形的绳子，把主妇安娜捆得死死的。她的日子，说是“过日子”，倒不如说是“熬日子”——丈夫贾科莫是个把工作当命的律师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回家要么埋在文件堆里，要么倒头就睡，夫妻俩同床异梦，连句掏心窝的话都没有。安娜最想要个孩子，可结婚好几年肚子一直没动静，每次看到邻居抱着娃说说笑笑，她都得赶紧别过脸，怕眼里的羡慕藏不住；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要照顾，端药、擦身、换尿布，从早忙到晚，腰累得直不起来，连喝口热汤的功夫都没有。

那时候的意大利女人，好像天生就该围着家庭转，“贤妻良母”四个字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安娜买件亮色的布做衣服，都得先看贾科莫的脸色；跟邻居多说两句话，都怕被说“不务正业”。她就像个被罩在玻璃罩里的人，看着外面的世界热热闹闹，自己却连口气都喘不匀，心里的寂寞和压抑，攒得快溢出来了。

直到安吉拉来家里当女佣，这潭死水才算溅起了浪花。安吉拉跟安娜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——穿的裙子永远是最鲜艳的红或黄，头发扎成俏皮的马尾，擦桌子时会跟着收音机里的歌扭腰，看到院子里的流浪猫，还会偷偷省下自己的面包喂。她不把“主仆”的规矩当回事，敢跟贾科莫开玩笑：“先生您总加班，夫人一个人在家多冷清啊”；敢跟菜市场的小贩讨价还价，把几毛钱的差价争得面红耳赤；连安娜病重的母亲，都愿意跟她聊天，说“这姑娘身上有股活气，看着就开心”。

有次安娜对着镜子叹气，摸着眼角的细纹说“我是不是老了”，安吉拉直接拿过梳子，帮她把头发编成松松的麻花辫，还从口袋里掏出颗水果糖塞给她：“夫人您皮肤白，眼睛亮，就是笑太少了——您笑起来，比巷口那家蛋糕店的奶油还甜呢！”这话像颗小石子，砸进了安娜心里，她好久没听过这么直白的夸赞了。

在安吉拉的带动下，安娜慢慢变了。以前她连涂个淡粉色口红都怕被说“不正经”，安吉拉拉着她去集市，挑了支正红色的口红，帮她涂在唇上：“女人就得有点颜色，不然跟白开水似的，多没味儿！”以前她觉得“谈身体、谈喜欢”是丢人的事，安吉拉会跟她聊起自己的经历，说“咱们的身子是自己的，喜欢什么、想做什么，凭什么要听别人的？”

有天晚上，安娜母亲突然发高烧，烧得胡言乱语，安娜急得直哭，给贾科莫打电话，他却说“在跟客户谈事，走不开”。是安吉拉骑着自行车，载着安娜往医院跑，一路上把外套脱下来裹在安娜身上；在医院守夜时，安吉拉帮安娜揉着冻僵的手，说“有我呢，天塌不了”。那一刻，安娜看着安吉拉眼里的光，突然觉得——原来有人在乎自己的感受，是这么温暖的事。

慢慢的，主仆俩的关系变了味。有次安娜来例假肚子疼，蜷在沙发上冒冷汗，安吉拉给她煮了红糖姜茶，坐在旁边帮她揉肚子，指尖碰到皮肤时，两人都顿了一下，空气里飘着说不清的暧昧。后来安吉拉教安娜怎么放松自己，怎么跟着自己的心意走，安娜从一开始的羞涩躲闪，到后来敢主动靠在安吉拉肩上——她第一次觉得，自己不是“贾科莫的妻子”“母亲的女儿”，只是“安娜”，一个会疼、会笑、有欲望的普通人。

可这份觉醒，很快就被现实泼了冷水。贾科莫发现安娜不再围着他转，甚至敢跟他争论“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”，就开始冷暴力，吃饭时故意不跟她说话，还跟管家抱怨“这女佣把安娜带坏了”；安娜母亲看出两人的异样，拉着她的手劝“女人要守本分，别让人戳咱们家的脊梁骨”。一边是好不容易找到的自我，一边是甩不掉的规矩和束缚，安娜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不知道该往哪走。

电影最后，安吉拉因为受不了贾科莫的刁难，收拾东西要走。临走前，她把那支正红色口红塞到安娜手里：“别再把自己裹起来了，您值得好好活。”看着安吉拉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巷口，安娜走到镜子前，拧开口红，一笔一笔涂在唇上——镜子里的女人，眼里不再是以前的怯懦，多了点亮闪闪的东西。她未必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，但至少这一刻，她不想再做那个被困在牢笼里的安娜了。

其实《堕落》里的“堕落”，哪是什么坏事？那是一个女人挣脱枷锁的开始。1956年的意大利，规矩把女人框得死死的，可安娜还是跟着心里的光，迈出了第一步。安吉拉就像一束火种，点燃了安娜心里的渴望，也告诉所有人：不管在哪个年代，女人都不该只为别人活，都该有勇气去爱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——哪怕这条路难走，只要敢开始，就不算晚。